下南洋华人的生活史并不写在史书里，而是留在一只铁盒、一张证件、一封家书中。它们沉默地躺在抽屉、阁楼和老屋里，直到某一天，被重新拿出来，才再次证明有人曾经漂洋过海，在另一片土地生活、劳作、成家，并把故乡一并带来。
这些静物来自胡志明市堤岸——越南最大的华人聚居区。口述者杨迪生是第三代越南华人，也是西堤华人文化陈列室创办人。2019年起，他开始走访华人家庭，收集旧物。每一件藏品背后，都对应着一个下南洋家庭的迁徙史，一段关于离开、扎根与传承的记忆。以下是他的讲述：
我是越南华人第三代，从小在堤岸长大。堤岸是胡志明市华人聚居的地方，你只要跟人说“堤岸”，大家马上就知道，那是华人多、华人文化最浓的地方。可以说，我的童年、少年，到后来成家立业，都没有离开过这个社区。
我从小就很清楚自己的身份——我是越南华人。我们在家里讲广东话，在学校讲越南话。广东话是母语，不用专门学，在家庭和社区环境里自然就会说。越南语是在学校系统学习的，因为那是官方语言。至于国语，也就是普通话，是后来才去补习中心学的。我大概十四岁左右才开始学国语。在那之前，我们读中文是用广东话去读汉字，看得懂字，却未必会用普通话念出来。
我对华人历史文化的关注，很大程度上来自祖父。
祖父是广东佛山顺德人。大约在1930年前后，他17岁，从家乡下南洋来到当时的西贡。那时家乡因战乱，生活很艰难。他家十个兄弟姐妹，他是长子。他后来跟我说，如果没有打仗，顺德本来是很富裕的地方。他们家有田、有鱼塘，种桑养蚕，生活不差。但战争让生产停摆，大家都没有工作，日子变得非常苦。
他就跟着同乡坐船来到南洋。船到达西贡的港口，登岸的时候，法国殖民当局就给他们填表做了登记。他们不是第一批到西贡的华人。清末民初的时候，已经有很多华人来到西贡。当时有很多同乡会：潮州的、福建的、客家的……同乡会会安排人到港口接各自的老乡，顺德同乡会就把我祖父接回去了。之后他们在同乡会帮助下到民国驻西贡的领事馆报备登记，领事馆会发一张临时的华侨登记证——这是当时下南洋华人的第一张合法证件。
那一代人下南洋，几乎都是抱着同一个念头：出来赚钱，养父母、养弟妹，等家乡太平了就回去。祖父也是这样。他刚到西贡时，在同乡开的煤油店做工，慢慢积累一点钱后，开始做小本生意，卖椰子油。我们在中国常吃花生油，但越南这边很多人用椰子油。他靠着做买卖，一点点改善生活。
战乱年代，他跟家里通信很不容易，一封信寄出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才能送到。西贡有华人开的侨批局，专门帮同乡把信和钱寄回老家。钱都是现金，侨批局会帮忙兑换成港币，寄到香港，再从香港寄到内地。赚到的钱，多数寄回顺德老家。养父母、供弟妹生活。他是家里最大的儿子，有责任在身。他常说，出来闯，就是为了家里。
但历史没有给他回乡的机会。
随后几十年，中国和越南先后经历战争、政局变迁与边境封闭。种种原因，他始终没能回去。直到1982年去世，他都没有再踏上故土。
我小时候是跟祖父一起住的。他最担心的，是我们忘记自己的根。他很怕我们不懂家乡话，不知道故乡在哪里。他把顺德老家的详细地址反复念给我们听，让我们一遍一遍背。不是编成童谣，只是反复读熟，像唱歌一样念出来。到现在，我都能把那串地址完整背出来。
他说，他这一辈子没机会回去，希望子孙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去看看。这种情怀在我心里埋下很深的种子。
祖父也常讲“唐山”的故事。唐山，就是家乡。他讲顺德的河涌、龙母庙、大榕树，讲端午赛龙舟。祖父去世后，祖母继续讲。祖母是越南出生的华人第二代，但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，听祖父讲家乡讲了很多年，她对顺德的环境也很熟悉。
2003年，我去广西大学留学。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在中国生活。暑假没有回越南，我决定独自去顺德寻根。那时还没有高铁，我坐卧铺车十三个小时到广州，再转车两小时到顺德。
我带着一张照片去。那是祖父最小的妹妹年轻时寄来的。我知道她还在。第一次见面时，我拿出照片，说明身份。她看了照片，很快就认下我。那年她已近八十岁。她带我去菜市场买菜，回来亲自做饭，还逢人就说，这是她哥哥在越南的孙子。那种亲情很自然，不需要太多解释。
她特地做了一道皖鱼。顺德有名的鱼，在越南吃不到。我小时候听祖母讲家乡养鱼的事，却从未真正吃过。那次清蒸皖鱼，是我第一次尝到祖父口中的味道。
后来每次去广州出差，我都会抽时间去顺德看她。我前后大概去了六七次。她去世时，我也回去送她最后一程。现在我还和那边的亲戚保持联系。
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明白，记忆如果不主动去寻找、去保存，很容易断掉。
堤岸的历史，其实和华人移民紧密相连。胡志明市有三百多年历史，堤岸华人定居也有三百多年。明末清初时，有大批明朝移民来到南方，当时越南朝廷把这片土地交给他们开发。最早的华人聚居点在边和，后来慢慢分散到堤岸。因为河涌多，交通便利，华人依河而居，做运输、做贸易，逐渐形成市场。
华人主要做买卖。把中国的陶瓷、铜铁、日用品运来卖，再把越南的农产品运出去。后来慢慢发展出手工业。堤岸之名，也和河堤有关。
在生活习俗上，我们保留了很多传统。中秋拜月，端午拜祖先。拜妈祖、拜关公、拜观音。家家户户都有祖先牌位，早晚烧香。你走过一户华人家，往里一看，看到祖先牌位上的姓氏，就知道那家姓什么。
当然，传统在变化。我们这一代人拜祭没有祖辈那么讲究。祭品、程序都简化了。但习惯还在。
2019年，我开始认真考虑，要不要系统地把华人旧物收集起来。那几年，堤岸很多老房子拆了。旧家具、旧证件被丢弃。很多老人去世，遗物按习俗烧掉。越南气候潮湿，又经历战乱，很多信件、证件早已毁坏。我意识到，如果现在不收集，再过十年二十年，可能什么都没有了。
我不想单纯买古董。我更在意物品背后的故事。我从朋友开始，请他们回家劝说父母、祖父母，把愿意保存的老物件送来。第一批藏品，就是朋友支持的。
每收到一件，我都去采访、查资料，把物品的背景写成文章，投到报纸上，也发在社交媒体。慢慢地，越来越多人理解我的想法。起初是我去说服别人，现在是很多人主动联系我。
到2020年底，我把收集到的一批物件整理陈列，形成一个小型陈列室。后来正式命名为“西堤华人文化陈列室”，设在堤岸一座百年老宅里。
现在有3000余件藏品。包括华侨登记证、早年的身份文件、老照片、侨批家书，还有木栊、孭带、鲁班枕等从故乡带来的生活用品。一些百年前的熨斗、日常器具，如今早已被电器取代。
就在前不久，有位老人捐来三十多封1970年代初的家书，是家乡弟弟写给在越南的哥哥的。内容多是家庭情况、思念之情。这类材料，非常珍贵。
还有一件糖塔制作模具，是从火灾中幸存下来的。那户人家五代人做糖塔，坚持这门手艺。他们觉得模具留在陈列室，比留在家里更有意义。守业不易，时代变化下的手艺人生活，需要有人记录。
这些年，我走访越南各地华人社区。很多区域面临拆迁重建。我常觉得时间不等人。能多记录一点，就多记录一点。有些地方我走过很多遍，但每次都有新发现。
我做这件事，不是为了规模有多大，也不只是因为祖父遗物在火灾中损毁。真正的原因，是祖父一辈子的叮嘱——不要忘记自己从哪里来。我知道，时间会冲淡很多记忆。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对下南洋的故事了解会越来越少。如果没有文字、没有实物，历史就会慢慢散去。我只是想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把这些东西留下来。东西在，故事就在。
如果有一天，我们的后代想知道祖辈如何漂洋过海，如何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，至少还能看到一些真实的见证。
来源：澎湃新闻
